一位叫做梁稳根的湖南青年目睹此景，万分悲愤。他大喝一声“若道中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便毅然投身其中。

  30年后，他创办的三一重工营收一度突破千亿，现在市值超1300亿，变成全球第五大工程机械制造商，一举改变了国产重工薄弱的局面。

  更厉害的是，通过自主创新，三一还创造了工程机械行业多项纪录：世界最长86米臂架泵车，亚洲首台1000吨级全路面起重机，全球最大3600吨级履带起重机，世界第一台三级配混凝土输送泵、世界第一台无泡沥青砂浆车..........

  1956年12月，在湖南娄底涟源县偏僻的小山村，一个新生儿在一户梁姓人家呱呱落地。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四的缘故，父亲按照族谱给他取名为“梁永根”。

  梁家在那时家徒四壁，甚至就连简陋的破土屋都是借来之物。为了养家糊口，梁永根的父亲常年在外给别人做蔑制品（蔑，是劈成条的竹片）。用后来的话来说，就是个典型的个体户。

  只不过按照当时的环境，梁父只能被定性为“扰乱生产积极性”的落后分子，并因此遭遇了几次批斗，梁永根对此印象深刻。

  但也许是血脉的传承，没想到日后的梁永根也走上了世人以为“离经叛道”的道路。

  但由于门当不户对，这段感情不久便无疾而终。深受打击后，梁永根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发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成就一番大业！”

  不过受文革影响，梁永根高中毕业时，高考一度中断。没什么背景的梁永根只能极不甘心地回到村里，在生产队干了几年农活。这和许家印的经历非常相似。

  1977年恢复高考后，梁永根无比激动，他没等村长同意，便自己火急火燎地跑到县里报了名。

  但由于准备不足，梁永根第一次没有考上。后面又拼搏了两年，才考上了中南矿治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就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

  梁永根在大学虽然学的是工科，但却经常“不务正业”。他这边上着材料课，那边转眼又跑去选修管理。

  兴许是课听多了，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梁永根脑子里一度想的都是企业的事，就连平时和同学聊天，也喜欢就这一个话题高谈阔论，因此大家都喜欢调侃他为“梁厂长”。

  1983年，大学毕业的梁永根被分配到位于涟源的洪源机械厂，隶属兵器工业部，是当时十足的“铁饭碗”。

  他在生产时非常用心，常常工作到深夜才离开工作岗位。工作之余，梁永根延续了大学时期的风格，喜欢找同事闲聊，讨论国有企业的前途和命运。

  特别是每次看到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演讲时，梁永根都会热血沸腾，后者描述未来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场景让他心向神往。

  但回到现实，梁永根又无比失落。厂里的工人大多都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一到点就马上下班，他们最开心的就是机器出毛病停产，这样就能获得带薪的休假。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国企的各种弊端开始显现。想大干一场的梁永根试探着跟厂里提出建议：能否承包一个车间，盈亏自负。

  那时候，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是步鑫生和马胜利。熟读西方管理学著作的梁永根觉得，步和马的那一套非常粗糙，自己不比他们差，他决心成为中国一流的理论家和一流的实践家。

  因此有一天晚上，梁永根便和厂里三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跑到工厂后山，他们在那里义结金兰、歃血为盟：“今生今世，肝胆相照，患难与共，誓为民族工业的振兴而奋斗！”

  1985年年底，看到改革日新月异的梁永根再也无法稳坐钓鱼台，深感时不我待的他带着唐修国三人，正式向厂里提出了辞职。

  不过彼时，梁永根已是洪源机械厂的体改委副主任。作为厂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又是核心骨干，他的辞职遭遇了多方力量的阻扰。

  首当其冲的便是梁永根的父亲。梁父听到这一条消息后，暴跳如雷，抄起扁担追着梁永根，要把他撵了回去。

  除此之外，工厂领导也不放手，不但当面拒绝梁永根的辞职申请，甚至还扣下了他的户口本。

  但梁永根去意已决，他甚至给自己想好了退路：一旦失败，就写一本书，告诫后来的年轻人，然后再去山村当老师。

  最终，梁永根找到当地改革派头号人物—洪源县县委书记阳花萼，在他的帮忙下，才成功离开了洪源机械厂。

  当时那个岗位是很光荣的，一把手当主任，我在那里做副主任主持工作，是副处级。

  我为什么会放弃这个工作呢？就是当时体制改革，我们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而改革最中心的一个环节，就是怎么把中国的企业做得更有活力和竞争力。

  所以我们就想建设一个试验田，探索到底怎么把企业做好。当时厂长说你在这里做实验不成吗？我记得跟他讲过一句话，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我说与其拯救一个坏的细胞，不如换一个新的。

  现在大家有一个理念，认为创业首先要有创业计划书，一定要成功，其实不然。当年我读《基业长青》这本书时就讲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大的企业不是先有产品，先有规划，而是先有梦想。

  我们当时确实没有产品，也想好了退路。那时一个老师告诉我，你有两个最大的问题要考虑。

  第一个问题是创业不成功后你要干什么，因为你把你的饭碗已经丢掉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创业成功的话，中国再来一次打地主、分田地怎么办。

  当时我这样回答那个老师：如果这个民族都没有希望了，那么我还要个人的希望干什么呢？”

  初出茅庐的梁永根四人空有一身理论，但实际上没有一点做企业的经验。他们只好先放下干大事的念头，打算做些小买卖积累资金和经验。

  这时，不知梁永根从哪里打听到了“羊买卖”生意火热的消息：一头羊可以赚到20多块。于是梁永根便带着袁金华他们跑遍了湖南、贵州，做起了羊的搬运工。

  不过在千辛万苦买到第一批羊之后，梁永根才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羊最近之所以涨价，是因为当时外贸部门与日本签订了一份短期合同，但只要双方交完货，羊价很快就会跌落。

  所以，梁永根不得不赶紧将羊低价卖出，他的第一次下海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后来，梁永根卖过白酒，推销过玻璃纤维，尝试过非常多行业，但最后都无一成功。

  一连串的失败让梁永根一蹶不振，他把自己关在当初酿酒的小屋里喝闷酒，一连喝了三天三夜，谁喊也不开门。

  梁母看不下去后，硬闯了进来，指着装满酒的大缸对梁永根说：“你要还是咱们梁家的儿子，就从这小屋里走出去，重新站起来。或者，你就跳到自己酿的这些苦酒里淹死！”

  被母亲一骂，梁永根顿时清醒了：母亲说得对，我不能在自己酿的「苦酒」里淹死，在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随即，梁永根重新找到袁金华他们，准备再次回到涟源寻找新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醒自己今后做人做事要踏实稳重，同时也希望未来的事业能稳定，梁永根把自己名字中的“永”改成了“稳”，正式更名为梁稳根。

  因为在四个创业伙伴中，有三人是材料专业的高材生，所以这次创业，在梁稳根他们总结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后，准备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寻找机会。

  顺着这个方向摸索，梁稳根打听到了一种有色金属焊接材料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于是，他们分别找亲属和朋友借钱，最后凑了6万元，在1989年2月创办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

  材料厂成立以后，梁稳根四人便一直窝在地下室里搞研究。在经过100多次调整配方，几十次改变工艺后，他们的第一个产品“105铜基焊料”问世。

  梁稳根兴高采烈地把一批样品寄给辽宁一个工厂，可不久他便收到退货，原因是质量不过关。

  为确保这来之不易的创业成果，梁稳根回到母校，请恩师翟登科教授来现场指导。

  在恩师的帮助下，105铜基焊料最终质量达到了合格，梁稳根他们终于顺利开张。

  据梁稳根回忆：“1989年10月9日，那是我们永远难以忘记的特殊日子。这一天，我们4个创业者中的1个，从农业银行的一个营业所取回了8000块钱的第一批货款。

  他拿到这个钱便一路狂奔，跑回公司，跑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就把钱抛到了空中，边抛边喊“我们打过长江了！我们打过长江了”。然后我们几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唱起了「酒干倘卖无」。

  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因为当时这八千块钱说明我们可以生存了。之前贩羊和做其它的事都不顺利，所以虽然我们才研发不到一年，但那时我们已快无米下锅了。”

  当时中国的人造金刚石主要从苏联制造进口，但苏联解体后，金刚石市场的缺口一下子无人填补。

  梁稳根逮住机会，网罗了一批专家，迅速组建了人造金刚石压机厂和人造金刚石厂。

  借着这次突进，梁稳根的事业得以腾飞。到了1992年，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产值过亿，利润达3000多万，慢慢的变成了湖南娄底市最大的民营企业。

  也是这一年，材料厂正式改名为湖南三一集团，透露着梁稳根进一步做大的野心。

  其实在材料厂产值不高时，梁稳根就把“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的口号标语挂在工厂的各个地方。

  后来一次春节期间，省委领导来厂里视察，看到标语后表示：“还要做出一流贡献。”三一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迎来了大规模基本的建设的高潮。但那时的建设工地上，基本都是进口设备的“博览会”，特别难找到国产工程机械的身影。

  “一个强大的中国不能没有自己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啊！”心怀产业报国梦的梁稳根，看到这种情形不免感慨。

  刚好那时，梁稳根也在琢磨，为什么比他起步晚的张跃能把远大空调做到20亿产值。最后他得出结论：焊接材料这个行业太小，要干大事业，就必须进入大行业。

  经过两年多的调研，梁稳根和刚加盟三一的副总裁向文波在“双进”战略上达成一致，即进入中心城市—长沙，进入大行业—工程机械。

  其实当时在高管会上，也有人提议三一集团能进入利润丰厚的保健品等行业，梁稳根只是反问了一句：“做出的保健品你会让你的儿子吃吗？如果不会，那我认为这个行业就不能进。”

  梁稳根认为，那种缺乏真正价值而靠营销取胜的产品，第一是违反了基本的商业道德，第二也很难可持续发展。

  彼时国内工程机械市场有90%都被卡特彼勒、小松、日立等国际巨头霸占，核心技术也掌握在他们手中，初出茅庐的三一面临着重重困难。

  但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个性让梁稳根无所畏惧，他选择从自主研发杀出一条血路。

  混凝土拖泵（用于混凝土施工中的输送和浇注）是三一重工最早的产品。但第一批样品出来后，由于性能太差，被客户全部退回。

  为了摆脱困境，梁稳根在全国广撒英雄帖，八方招聘专业方面技术人才，最后找到了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的液压专家易小刚。

  易小刚也是湖南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始终致力于工程机械的研究，曾主持开发国务院多个重点项目，后来成为了三一重工的总工程师。

  来三一之前，易小刚从没接触过拖泵，没想到这个短板却成为了他的优势。因为传统拖泵的高低压一般是通过不同的管子来切换，而易小刚则跳出常规，设计了一个可旋转阀门。

  这个设计遭到工人和车间主任的一致反对，理由是：国外都是用管子！梁稳根权衡后，决定支持易小刚：“我们到底是相信科学，还是相信外国人，可以先试一下。”

  梁稳根的信任没有被辜负，在易小刚的攻克下，1995年12月，三一第一代拖泵问世，其液压稳定性能达到了国外同级别产品的水平，三一重工也因此诞生了第一个专利。

  拖泵之后，三一重工又在混凝土泵车上向外资品牌发起了挑战，很快就成为国内第一家出口泵车的企业。

  当时400米以上混凝土输送技术长期被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垄断，而三一重工不但把400米踩在脚下，还在2008年创造了上海金融中心492米的输送记录。

  另外，对于泵车上的臂架，国内最早只能生产32米的型号，现在也保持着86米的世界最长臂架泵车记录，三一因此被大家称为“世界泵王”。

  无论是2010年的智利矿难，还是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三一重工都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工程机械的力量！

  美国工程机械巨头卡特彼勒曾提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三一重工发展混凝土机械，但前提是三一今后不得进入挖掘机市场。

  梁稳根果断拒绝了这个提议。在他看来，放弃挖掘机就等于放弃变成全球一流工程机械制造商的机会。

  早在1998年，三一重工刚在混凝土机械领域站稳脚跟时，梁稳根就尝试将业务拓展到挖掘机上。

  刚开始，三一研发人员根本不清楚挖掘机是怎么制造的，他们只能从图纸开始，反复试验。最后用了两年时间，才研制出三一的第一代挖掘机SY200。

  但投放市场后，由于这款挖掘机上班时间短、耐力差、故障多，大众普遍不太认可。

  因此，挖掘机研发团队的成员们都很沮丧：在国外产品基本垄断国内市场的情况下，谁会认可三一重工？谁会去买一个小公司的第一代产品？

  更糟糕的是，由于挖掘机项目的研发耗资不菲，三一集团的高层也产生了激烈争论：到底要不要继续研究生产挖掘机？大家都很迷惘。

  2002年初冬，三一集团驻香港子公司新恒利的总经理梁林河给梁稳根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新恒利在三亚接了一个军港项目，急需一批挖掘机，希望总部能够采购一批。

  不过为了确认和保证万无一失，梁稳根还是委派三一挖掘机研究所所长戴晴华，亲自前往三亚当地考验查证。得到后者自信的承诺后，梁稳根才将自家三台SY200B挖掘机运到三亚，正式投入作业。

  一个月后，三一董事会在三亚召开。会议结束后，为了坚定大家的决心，梁稳根将董事会成员带到工程现场，感叹道：

  “三亚一座山坡上就有三百多台挖机，而三一的挖机只有3台。你们想想看，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一个市场该有多大，我们肯定要生产出世界上最好的挖机！”

  自此，董事会成员才一致决定，将全力支持集团在挖掘机制造上的投入，三一的挖掘机事业由“实验”转向了“实战”。

  2003年7月3日，三一重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支非公有制企业股。这不仅使得梁稳根一跃成为湖南首富，更是为三一挖掘机的研发生产提供了资金支持。

  为了扭转产品质量不利的局面，梁稳根专门成立了三一重机事业群，并挖来了时任阿特拉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俞宏福担任一把手，全力攻克挖掘机。俞宏福后来被誉为“全球挖掘机企业里最懂技术的CEO”。

  对于当时基础薄弱的三一重机来说，国外有两条技术路线能学习：一是韩国，二是日本，后者比前者的标准更高。

  在梁稳根和俞宏福看来：“做挖掘机是和世界顶尖高手过招，要做就做最好的，只做到韩国的水平就是失败！”

  于是三一重机便从日本请来很多专家，在基础技术、结构件强化技术和核心部件液压油缸等方面做研发。

  经过五年的卧薪尝胆，三一重机终于在挖掘机的性价比、效率和油耗方面，比国外企业略有优势，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200吨级的挖掘机。

  后来，三一重机更是和国内供应商企业恒立液压共同合作，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对于挖掘机液压油缸的垄断。

  亚洲第一台千吨级全地面起重机、全球吨位最大的3600吨级履带起重机、世界第一台三级配混凝土输送泵、世界第一台无泡沥青砂浆车..........全部出自三一之手。

  另外，从2006年到2010年，三一重工在印度、美国、德国和巴西分别建立了四个研发和制造基地。三一不仅带动民族品牌全面收复失地，还走出了国门，扬名海外。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三一工程机械相比外资品牌具有一定竞争力时，一个“天大的馅饼”落在了它和同行的身上。

  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政府实施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全国各地开始大兴土木。

  相关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国内挖掘机销量同比增长2517 %，挖掘机自此变成了印钞机。

  市场对工程机械的火爆需求、颇具竞争力的产品、改革后的三一代理商销售制度，将三一重工和梁稳根推向了巅峰。

  2011年，三一重工实现近800亿的销售额，不但打败所有外资品牌，以20614台销量登顶国内挖掘机行业冠军，还以215.84亿美元的市值荣登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市值500强。

  同年，55岁的梁稳根也以700亿元的身价成为了中国内地首富，声望一时无两。

  2012年，和吉利收购沃尔沃一样，为进一步提升三一在混凝土机械领域的产品质量和全球影响力，携首富之势的梁稳根带领三一和中信产业投资基金共同出资3.6亿欧元，收购了“全球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德国普茨迈斯特100%的股权。

  工程机械是一个受大环境影响明显的行业。就在梁稳根意气风发的时候，4万亿的刺激效应达到了尾声。

  从2012年开始，国内机械工程行业步入长达5年的衰退期，之前高速扩张带来的后遗症开始爆发，一大批中小公司陆续宣布倒闭。

  据三一财报显示，2012年，三一重工的净利润缩减至56.86亿元。2013年继续萎缩，为29.04亿元，较上一年减少48.96%。到了2014年，净利润仅为7亿。这之后，三一重工连续三年纯利润是亿级个位数。

  在三一内部，这次惨痛的教训被认定为“五分天灾，五分人祸”。“天灾”指的是整个工程机械行业集体滑坡；而“人祸”则指管理不善，在快速地增长时，风险控制不好。

  所以从2014年开始，梁稳根开始淡出所有主流财经媒体的版面，他把战略和对外发声交给了向文波，自己则开始深化内部制度和流程管理，对公司风险和经营成本进行严格控制。

  比如以前为了拿下一个客户，三一的营销代表会不惜费用抢占山头。当手下拿着文件去给梁稳根签字时，他一般都大笔一挥。但从2012年开始，他在签每一个文件时会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如果涉及核心业务，则一个字一个字地改。

  为此，在业绩最差的2015年，三一还试图进军手机、军工和汽车市场，甚至还涉足过保险、汽车金融和租赁业务，希望以此增强公司未来对风险的抵抗能力。这在今天看来，颇有几分病急乱投医的意味。

  不过这种尝试很快戛然而止，从2016年开始，工程机械行业开始回暖，苦练内功的三一率先缓了过来，并在接下来几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

  而在2020年，随着国内新一轮大规模基建的兴起，三一又重新迎来了高光时刻。

  这一年，三一重工跻身世界五大工程机械制造商，被《财富》杂志评为仅次于华为的“2020年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

  曾有同行公开说，三一之所以能杀出重围，成为工程机械领域的霸主，与他们舍得花重金引进人才密不可分。

  另外，我们仔仔细细地观察不难发现，三一的创始和高管团队极为稳固，二十几年来基本没什么人中途退出。

  三一集团四名创业元老最初在洪源机械厂相识、相知，并因为产业报国的共同理想走到一起。梁稳根成熟稳重、年龄最长，成为理所当然的带头大哥。

  创业早期，项目的资金链频频告急，最难的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甚至连出差的路费都是他们卖掉自己国库券换来的，但四个人始终不离不弃。

  “如果是一个人，可能早就动摇了，但是四个好兄弟，互为依靠，像江湖一样。”副总裁袁金华告诉记者。

  在长沙三一行政楼左侧的墙壁上，写着「心存感激」四个大字。长期以来，对于支持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梁稳根都会以各种方式去回报。

  当年搞焊接材料时，他的恩师翟登科帮了大忙。后者临终前，希望其子能进入公司高层，梁稳根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翟去世后，他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李冰是梁稳根从长安大学挖来的专家。当初加盟时，梁稳根承诺对方只要工作满十年，就会得到重奖。

  后来，李冰主持开发了一系列产品，为三一重工立下汗马功劳。只可惜，他工作不到十年就因病辞世。即便如此，梁稳根依旧一诺千金，一次性奖给其家人3500万元。

  1995年初，在三一重工长沙产业园奠基仪式上，梁稳根给在场员工每人发了一张白条“兑奖券”，后来换成了铜牌、金牌。

  凭此信物，员工可以在集团每个重大里程碑时刻获得奖金：“产值超过100亿，可领10万元；超过1000亿，可领100万元；超过1万亿，可领500万元。”

  而这些承诺在后来都一一得以实现。2021年2月28日，在三一集团例行的“三一节”上，梁稳根将3300万元奖金分发到33名“金牌员工”手中。

  此外，还有4159位持有“千亿纪念券”的员工、6位抗震抗灾功臣获得奖金，总额超过1亿元。

  梁稳根从小就深受母亲的影响，母亲总是教育他：“孩子，记着娘的话，做人，一定要学会宽厚，要用一颗包容之心对待别人！”

  因此，梁稳根不仅为曾经瞧不起他创业的洪源机械厂老厂长操办过70大寿，甚至当拒绝过他的初恋女友的父亲去世时，梁稳根也委派公司高管前去吊唁，并且带了一份丰厚的奠仪，对方家属无不为之动容。

  梁稳根认为，企业决不是某个人、某个家庭的企业，它是社会共有的财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都应该心怀祖国、感恩社会、善待众生。

  当年三一材料厂转型时，梁稳根和其他三位创始人平分了财产。而三一重工一开始是负资产，梁稳根主动承担巨大的风险，揽下了大部分负债。

  后面三一重工走上正轨后，从唐修国等3位创始元老，到向文波等近10位高管都分别获得了1%到9%不等的股权。

  “三一作为一个非公有制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新。创新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激励，甚至人才也是有市场行情报价的。

  既然我们的最大优势就是创新，那我们在激励人、吸引人方面就要出得起价，要给这些优秀人才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三一重工新任董事长向文波谈及人才激励时如此说道。

  “针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奖是工资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专对于研发人员的增量毛利提奖，单个研发人员甚至能得到几百万元；另外，还有专对于事业部核心高管团队的增量利润提奖；最后在国际化方面，三一最近也在推动增量销售提奖。”

  对于老员工来说，忠诚和勤奋可以换来丰厚的金钱回报。但对那些身怀绝技的人才来说，一个能获得尊重和充分授权的事业平台，或许更有吸引力。

  2009年8月，刚从日本回国加入三一重机的曹东辉，建言公司开启挖掘机耐久性试验场项目。梁稳根立即拍板，三天后向文波就飞到了昆山，跟曹东辉一起去找试验场的场地。

  离市区要远、要有交通、居民要少、要石头山、地质硬⋯⋯两人转了一天都没找到比较合适的场地，提前返回的向文波给了曹东辉充足的授权，“随便挑，看到合适的场地就赶紧定下来，建起来。”

  辗转几天，曹东辉终于在湖州偏远的山村看中了一块全部符合要求的场地，面积近20万平方米。

  而之后短短十天内，三一就迅速买下这块地，开始建起了国内首个挖掘机野外耐久试验场，填补了中国挖掘机行业寿命试验的空白。

  在三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蒋庆彬在日立等大厂待过多年，来三一后就被委以重任，负责灯塔工厂的改进，后来又被调往泵送公司任副总经理。

  “我们老板最大的优点就是包容。他自己不懂技术，就请人过来，给你股份，给你平台，给你权力，对技术一点都不干涉。”蒋庆彬感叹道。

  就侵略性而言，三一重工总是“不择手段地挖人”，甚至把招聘会开到了竞争对手的门口。很多同行都有过被三一重工挖墙脚的经历，其中最惨的是抚顺挖掘机厂，整个团队最后都被一锅端了。

  另外，就耐性而言，三一重工现任总裁俞宏福曾谈到：“三一重工很多的国际人才，是通过3到5年持续地追踪、交流才“追”到手的。

  现在的副总工程师曹东辉，我们大概追了5年。一辈子都在搞挖掘机制造的专家刘宏伟，我们也是跟了将近5年才过来。”

  他大学毕业后在国企里做研发，后来又去了合资企业，2006年被三一集团创始人之一的唐修国“三顾茅庐”请到三一，现在成为了“全球挖掘机企业里最懂技术的CEO”。

  显然，志同道合、信守承诺、胸怀宽广、财散人聚、尊重人才、三顾茅庐，便是三一的用人之道，也是三一的强大之道。

  2021年6月，梁稳根曾表示要再干十年，可最近两年他却接连辞去三一重工和三一集团的董事长职务，隐居幕后。

  有人说，是不是因为过去两年工程机械行业再次遇冷，三一重工市值大幅蒸发让梁稳根心灰意冷，决定告老还乡？

  这个言论着实可笑，像梁稳根这种身经百战，颇具家国情怀的企业家怎会是临阵脱逃？

  据三一集团和三一重工董事会公告显示，梁稳根是想减少日常工作事务，把自己更多精力聚焦在公司长期战略和发展机遇上。

  在他看来，眼下的工程机械行业除了行业周期之外，更多叠加了技术周期，电动化、数字化将是未来重要的竟合战场。

  的确，三一重工虽然已经位列世界第五工程机械集团，但在业务国际化、多元化、数字化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梁稳根不可能熟视无睹，他还有着更大的野心。

  “如果有一天，三一重工在工程机械行业真的做到了世界第一，我就回涟源老家钓鱼去。”

  福建龙岩人，本科毕业于国内一所商学院，后在多家网络公司就职，现从事创业投资相关工作。公众号专注于撰写商业牛人的成长经历和认知升级，让我们一起向他们学习，不断成长，不断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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